《礼记·祭统》有云：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”是言祭为礼之大者也。祭礼之中的祖先祭祀，既是为人子孙慎终追远、报本反始的道德行为，又是一家一族敬宗合族、确认人伦的共同活动。就前者而言，致孝于祖先，对个人来说是仁德的本源，如《论语·学而》所谓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。对后者而言，一家一族祭礼的举行，关系着对政治组织、社会结构、人伦关系的理解。因此，在古代中国，祭礼的形式，不但是“情感—道德”性的，而且是“伦理—政治”性的。 而在当代中国，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，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，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。但是，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，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，一方面走向重建。近十年来，在东南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，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，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。而社会环境的变化，使祠堂的功能与祭祀的形式，在“不古不今”中彰显其意义。笔者对汕头市潮阳区中心城区的三座祠堂进行了五年的调查，现以这三座祠堂，尤其是萧氏“四序堂”为中心，考察祠堂祭祀活动对今天的家族重建与社会重建的意义。 祠堂的重建及其身份的“现代化” 潮阳地处广东省东南滨海之地，属潮汕地区，为中国著名侨乡。潮阳自晋代设县，历有变化，然自古属潮州府，至1993年撤县设市，2003年撤市，分为潮阳区与潮南区，隶属汕头市。自宋代宰相陈尧佐作《送王生及第归潮阳》诗有“海滨邹鲁是潮阳”句，潮阳便有“海滨邹鲁”之称，也是在宋代以后，理学大兴，文化重心南移，潮阳文物之盛，渐侪中原，明代方志，多有明言。嘉靖《潮州府志》言当时潮州府风俗云： 明兴，文运弘开，士渐知明理学，风俗丕变，冠、婚、丧、祭多用文公《家礼》，故曰“海滨邹鲁”。……营宫室必先祠堂，明宗法，继绝嗣，重祀田，比屋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弦诵之声相闻，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。 可见明嘉靖年间，潮州府士大夫阶层已经建祠堂，行家礼。明隆庆年间，邑人林大春修《潮阳县志》，于《郑南升传》论曰： 吾潮虽故称邹鲁，尊崇孔氏而兴于斯文，然自赵宋道学大明之时，慨然以正学自任，卓为一郡儒宗者，实自郑、郭二先生始。乃今晦庵《家礼》一书与蒙谷所定宗法，潮人遵行之不废，二先生之力也。 郑指潮阳郑南升，郭指揭阳郭叔云，二人于南宋绍熙年间往从朱熹游。林大春于《张奂传》又曰：“是时礼教寖衰，奂复申明文公四礼以化导其乡，乡俗化焉。”张奂为宋末元初人，其墓今在潮阳海门莲花峰。朱子《家礼》之要，在祠堂制度及冠、昏、丧、祭四礼，无论是《潮州府志》还是《潮阳县志》，都特别强调潮汕地区士大夫自宋代之后，已经普遍建立祠堂，实行四礼。而且，自宋代之后，大量中原人移民潮汕，潮人族谱，至今班班可考，始迁祖移居本地之后，繁衍生息，渐成一族。而明代朝廷允许民庶之家建立祠堂，祭祀始迁之祖。朱子《家礼》恰好满足了聚族而居的地区构造家族共同体的需要。可以说，朱子删削古礼制作而成的《家礼》，对潮汕地区有切实的教化意义。 在现在的潮阳中心城区，古有三个较大的祠堂，分别是萧氏“四序堂”、郑氏“孔安堂”和姚氏大宗祠。1949年之后，这三座祠堂与本地几乎所有的乡村祠堂一样，被停止祭祀，拆毁神龛，重修厅堂，改造成为中小学校舍。而改革开放以来，潮阳城市化的发展，使这三座祠堂的故址，都已经隐没在居民区与商业区之中，原来围绕着祠堂居住的族人，也早已分散到城市的四面八方，大量族人甚至已经移居其他城市，传统聚族而居、以祠堂为一族之中心的局面已经彻底解体了。